“如果人工智能给社会带来的最大困扰,仅仅是让批改作业变得更费劲,那我反而会觉得这不算坏事。”

这位发言人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数学教授 Richard Borcherds。1998 年,他荣获菲尔兹奖——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,地位堪比诺贝尔奖。最近,他做出了一项令同行惊讶的决定:

学生提交的作业,只要交上来就给分;至于答案正确与否,他不再过问。

这个做法听起来像是在“降低标准”?而他给出的解释很简单: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借助 AI 完成作业,而他很难判断哪些答案出自 AI,也想不出更有效的应对方法。

学生用 AI 获取高分,教授决定改变评分策略

过去,教师批改作业时,主要关注答案的准确性和解题步骤的合理性。但在 AI 能快速生成答案的当下,Richard Borcherds 指出,学生利用 AI 完成家庭作业的情况已十分普遍。如果继续依据答案正确性打分,只会让使用 AI 的学生受益,而让坚持独立解题的学生处于劣势:

“如果只根据答案是否正确来评分,就会给学生使用 AI 完成作业提供强烈动机,反而惩罚了那些诚实的同学。”

此外,在这种环境下,继续花钱请助教逐一核对答案是否正确,在他看来也失去了意义——因为 AI 生成的作业与人类手写的作业之间,界限几乎消失了。于是,Richard Borcherds 调整了评分方式:只要学生完成并提交作业,就能获得相应分数,答案对错不再是主要评判标准。

他承认,这并非理想方案,但眼下找不到更好的替代办法。

毕竟,提交作业并不等同于掌握了知识,拿到高分也不一定代表真正理解了方法。那么,如果只看作业是否完成,成绩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?

让数学界感到不安的,不仅是作业问题

Richard Borcherds 的“放手”并非毫无缘由,他对数学教育之外的问题也产生了忧虑。

时间回溯到一个多月前,也就是今年 9 月,OpenAI 宣布其内部 AI 系统对纳维-斯托克斯方程的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给出了一个解答:这是克雷数学研究所悬赏百万美元的七个“千禧年大奖难题”之一,描述了流体运动中最基本的数学规律。

据悉,OpenAI 采用了约一万个 AI 智能体并行协作,运行 88 小时,产出的结果随后通过了 Lean 形式化验证。当时 OpenAI 研究员 Noam Brown 在 X 平台上透露,这次计算成本高达“数百万美元”——比问题本身的 100 万美元奖金还要高。但他同时做出了一个更令人担忧的预测:“一年后,所有每月花 20 美元订阅 ChatGPT 的人,都能解决这种级别的问题。”

对此,Richard Borcherds 的判断相当直接:“如果 AI 继续以目前的速度进步,那么再过几年,人类数学家能做到的事情,可能没有什么是 AI 做不到的,甚至做得更好。”

这番话出自一位获得过菲尔兹奖的数学家,难免令人感到震撼。

大约五年前,Richard Borcherds 还认为,数学家是相对不易受 AI 冲击的职业之一。毕竟数学研究涉及抽象思维、复杂推理和创造性探索,曾被视为人类专业能力的重要壁垒。如今,他却开始犹豫:还应该鼓励学生进入数学系吗?

“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建议。我甚至把这个问题原封不动地问了 ChatGPT,结果连 ChatGPT 都说,它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”

同一个系内,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

不过,Richard Borcherds 的悲观情绪在伯克利数学系并非共识。例如,同校的数学博士生 Robin Huang 在接受采访时,给出了几乎相反的评估。

她曾用 AI 辅助自己的研究,感受是“非常愚蠢、非常低效”。在她看来,AI 公司去破解那些未解的数学难题,是一种“极度损人利己的行为”,并在数学共同体内部制造了恐慌——让研究者害怕被 AI“抢先发表”。

其实,这两种判断的差异,不在于谁对谁错,而在于他们关注的是不同方面:

Richard Borcherds 关注的是趋势:88 小时解决千禧年问题,这个加速度本身已足够说明方向。

Robin Huang 感受的是当下工具的真实体验:笨拙、低效、离“替代研究者”还差得远。

一个在为“未来”做心理准备,一个在质疑“现在”到底走到了哪一步。还有一点很微妙:虽然 Richard Borcherds 已放弃批改学生作业,但他并非是一个拒绝工具的保守派。

恰恰相反,他在采访中承认,AI 可能比他更适合教自己的研究生抽象代数课,因为 AI“有耐心,讲得清楚”;甚至向 AI 提出复杂问题时,得到的答案也“比从任何人类数学家那里得到的都好”。

作业不再批改对错,那大学在衡量什么?

无论如何,虽然 Richard Borcherds 的做法有些极端,但他也触及了一个所有大学都在面对的问题:当 AI 能高质量地完成大部分传统的“作业型任务”时,用作业来评估“学生自己会不会做”这个逻辑本身就开始动摇。

关于这个问题,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回应是把决定权交还给教师:教学大纲中必须写明 AI 使用规范,但具体怎么管理,由任课老师自行决定;他们也尝试过 Turnitin 和 Rumi 等 AI 检测工具,结论是准确度不够,无法全校推广。

换句话说,学校层面已承认“检测”这条路行不通,但替代方案尚未成形。放到更大的背景中看,这也不是加州大学一家的困境——2026 年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,大学生学业中的 AI 综合使用率已经达到 88%。

可对于教育而言,答案是否正确固然重要,但理解推导过程、发现错误、独立解决问题,更是学习的核心。其实,Richard Borcherds 的选择,也是把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摆到了台面上:

如果作业不再是训练“亲手做对”的场所,大学到底应该评估什么?是学生提出好问题的能力,判断 AI 答案是否合理的能力,还是某种目前还没有被清晰定义的东西?

目前,Richard Borcherds 还没给出答案。那么问题留给你:如果你花了几十年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,然后发现一个每月 20 美元的工具在几年内就能做到你大部分的工作,你会告诉年轻人“继续走这条路”,还是“换一条”?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CSDN”,整理:郑丽媛,36氪经授权发布。

2条评论
李华
2026年8月15日 下午3: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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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明
2026年8月20日 上午10: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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